各位牧者如何看待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解放后中国教会面对的逼迫?

杨传道：首先那一定有上帝自己全权的旨意。很多长辈认为，逼迫是神对教会的管教。实际上，管教的过程中能真正持守立场的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但正是这个“少数”成为了今天教会的根基。

以厦门为例，那时候几乎整个长老会都加入三自了。听长辈们说，当时只有我父亲和姑姑两个长老会的人进了监狱。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的福音恰恰是彰显在少数人身上而不是多数人身上。即使像撒狄教会一样只有几位穿白衣的人——就是持守福音的人，上帝仍然能兴起祂的教会，这是上帝的恩典和荣耀。

从监狱里出来的长辈们基本上都会说，自己的生命被神对付了，意识到了自己生命中曾经有很多的错误。他们知道这是和神的关系，对于逼迫他们的社会、国家，他们不在意，也不想去申请平反，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上帝的手。

“少数人”被称为教会复兴的种子表明，福音不是靠势力，不是靠人的才能。长辈们讲，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是福音能力的彰显。比如李天恩叔叔说我们的大复兴没有标志性的人物，都是为主受苦、默默无闻的人，是上帝在使用祂自己的仆人带来复兴。不像美洲大复兴有爱德华兹等标志性人物，没有所谓标志性的人物这一点我认为很合乎福音——显明了复兴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工作。所以在我看来解放后的逼迫是福音的彰显。一切人的能力、文化、工作来使福音复兴是不可能的。

彭牧师：在过去六七十年的历史中，当谈论到中国家庭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多人会提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如何回应的，但是上一代人是那样回应的”。当我们用这样的句式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每一代人的处境都是很复杂的。如同杨传道谈到，上一辈人站立住的也是很少的。当我们考察他们面对逼迫的回应时，我们需要在更大的光谱里考察，而不仅仅是用当时站立住的人的例子，说“他们是怎么回应的，所以我们这一辈要怎样”，我们需要小心这种简化的思维。

第一，我们从老一辈的经验里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回应挑战。例如从李天恩叔叔、心斐姨等这些老前辈的见证中，可以看到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指向里面的罪。而我们这一辈人可能比较多的是指向社会的不公义、法律的不公正。至少从现象上会呈现这两个层面。那如何将这两个层面放在同一个图景里来考察，这是我们这辈人需要学习的。首先神借着逼迫炼净祂的教会，所以在逼迫中要我们省察自己是不是以福音为中心、以神为乐、以基督为主，还是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体制、法律规范等这些事情上。另外，一代人要打一代人的仗，社会、法律体系的功课是我们这代人必须要面对的，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我们回应逼迫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从50年代、80年代直到现在，我们回应逼迫的精神资源会有不同。50、60年代比较多的是基要主义的精神资源。到了80年代，农村教会保留了基要主义的特色。今天我们回应逼迫的精神资源就更加多元了，更多的是改革宗神学的文化使命、基要主义，也有实用主义。这些精神资源在教会中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因此也会造成对话困难。这和精神资源的不同有关。

第三，这六七十年的持守也有差异。有些人是消极性的持守——我不加入三自。80年代之后虽然很多农村团队也面对是否三自的问题，但仍然是集中在传福音、建立教会，基本上不太谈这个问题。2000年之后，整个中国的教会呈现出了积极信仰表达的特色，因此也带来了逼迫。积极的信仰表达在不同群体中的侧重不同，有些教会侧重社会公义、慈善、婚姻家庭;有些侧重生命伦理，反堕胎;有些教会侧重政教关系。不可否认的是，2000年后因着积极的信仰表达而在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产生的冲突、带来的逼迫在不同领域中呈现出来。如果我们说“上一辈是因为消极持守被逼迫，我们这一辈积极地想要干点儿什么就是不合乎圣经了”这就不合宜了。

2000年之后，不同的教会在积极的信仰表达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突破。伴随着21世纪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个体的公共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这个进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单是基督徒群体所面对的冲突。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从本质上是属灵争战，其次很大程度上跟中国社会公民表达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编：彭牧分享到，天国的本质在不同场景、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生命表达是不同的。作为活在神面前的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必定是有内在生命的彰显和外在生命有形的表达。如同芥菜种、麦子一样，神的国度一定会拓展。在逼迫中社会空间很小的时候，这个生命更多的表现是内在的坚韧，也就是消极的信仰持守;一旦外在压力减小、社会空间扩展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会有相应的外在表达。这个表达本身就是生命性的、福音性的，因此会产生福音和文化的互动或者冲突，从而发生逼迫。逼迫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在堕落败坏的世界中的必然结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下生命会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是消极的，有时候是积极的。

彭牧师：是的。基督徒的生活、动作、存留是被神的道推动，也和社会场域有关。例如，当社会上同学聚会、周年庆等都在宾馆里租场地、打广告、印纪念文集，如果基督徒说我们不要这么做，还要保持三五个人的聚会的话，当这些领域不断放大的时候，基督徒信仰所呈现的良心和良心的表达就会低于社会公共的标准。如果过去这些年中国公共社会的空间已经在成长，而教会却不在这些领域中有所行动的话，那么基督徒看待很多问题就可能会低于非基督徒群体。

但是这里面存在反合性。在社会空间、法律体系可以提供很多空间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存在建立其上了。我们面临陷入身份危机的可能性。所以在和公共社会互动产生冲突的时候，又反过来促使我们思考动因是什么。是因着社会如此所以我们也如此，还是与基督联合的福音种子所带来的坚韧和推动力在推动我们如此行。一方面上帝普遍恩典在社会生活中通过社会机制在运行;另一方面教会需要不断反思如何在与大环境的互动中呈现福音，以及如何借着逼迫回归以福音为核心的精神动力。

编：逼迫如何带来复兴?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要关注哪些因素?

陈牧师：逼迫会显明你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都提到了在”百般试炼中都以为大喜乐”(参雅一2，彼前一6)。使徒行传中，当社会层面的张力显露的时候，无论是来自外邦人的逼迫，还是来自犹太教利用罗马帝国的逼迫，或是来自以色列百姓中的内部逼迫，使徒行传所记录的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参徒六7，十二24，十九20)。逼迫带来的复兴是道在人心、社会中传扬开来，不单是教会人数的增长。逼迫的过程中，当基督徒的性命、财产、工作、儿女的教育等一切公民拥有的基本权利都开始面临被剥夺的时候，神的道和属天的盼望就会增长。

使徒行传中的“向上走”和士师记的“向下走”是很好的对比。士师记中，当神的百姓都按着自己的喜好去行的时候就陷入偶像崇拜，没有王的社会不断下行，甚至一个身体都被解肢、同胞自相残杀(参士19-20章);而使徒行传是外展的，彰显了福音的本质和天国的能力。从耶稣宣讲的神的国到保罗被囚却无法禁锢神国度的扩展，反映的就是属天的生命，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是何等的真实。当你抓到了这个本质，逼迫一定会带来复兴。现象、敬拜的方式、会堂都是外在的。

方牧师：首先，对于福音的认信是什么?认信如果是坚固、不可动摇的，那么任何处境——无论是逼迫还是和平的环境，都不会改变他的认信和与之相关的信仰表达。就是说无论什么环境，都不会影响教会持守福音认信的决心。

第二，就是表达福音的方式。逼迫会带来怎样的复兴?这和教会的福音表达方式以及选择有关。有的教会是公开的崇拜，有的教会认为可以是隐藏的崇拜，有的教会认为可以进行公开的辩护，也有的教会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忍受各种冤屈。教会选择的表达福音的方式，会决定面对逼迫时教会的反应模式。这个部分的关键取决于教会的身量。逼迫会带来什么样的复兴?每个教会都需要思考自己在当下的身量和处境。这几个部分都必须多面衡量。否则逼迫只会产生表面的复兴，或者满足人内心血气的部分。

编：我想到一个场景。在新约，十二使徒面对了一场最大的逼迫——他们所跟随的主被杀了。那个逼迫到最后的高峰是在以马仵斯的路上。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们散伙了，那时逼迫没有产生任何复兴，反而是全然黑暗，他们的人生如同和耶稣一同进入了坟墓。复兴在以马仵斯路上是如何产生的?耶稣的同在，耶稣把神的道给他们讲解明白，和他们同在的复活的主把所有圣经上指着自己的都向他们讲明了。祂是那位讲明的主——施行救恩的主是启示的主也是讲明的主。

当耶稣把饼掰开的时候充满了符号和象征意义。那时候他们说，当耶稣在路上给他们讲解福音的时候，他们内心岂不是火热的。复兴是听了神的道，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话进入他们心里。从此他们告别失望，主动回到耶路撒冷迎接逼迫，然后开始了圣灵的降临，开始新约的教会。新约教会被逼迫的时候，他们竟然在强势的官长面前显示出令人震惊的胆量，甚至官长都说无知小民哪里来的如此胆量?教外人的结论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同在和神的道在逼迫中生根建造。逼迫反而成了土壤，在逼迫的试炼中，福音在他们里面的扩张。

这些年我们不断强调的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和神建立位格性的关系，让我特别的感恩。也许神就是借着这些年预备我们的今天。

杨传道：正如卡森和凯勒所说的，基督徒在“创造-堕落-救赎-更新”中已经确定了要如何回应这个世界。有时候需要对抗文化而勇敢地处理，有时候要规避这个世界。无论是圣经所说的消极应对还是积极应对，都是很清楚地和世界“分别”。

这些在处境中回应的共同特点是，以福音来决定行动。属世界的回应总会用神学进行各种包装，虽然看起来很漂亮却没有福音。面对逼迫，策略各有不同，但福音里的刚强、温柔、勇敢、谦卑、爱心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逼迫中，需要的是福音里更多的勇敢、爱和恩典，为福音、为教会而发声。即使是持两国论的教会，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得更勇敢，成为下一代的祝福。在表达勇敢的时候，也需要有更多的爱和恩典。

我们要不断回到教会的本质，基督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基督是先知，坚持传讲真理，我们就要更多地训练门徒;基督是中保，是祭司，我们就要更多增强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更加彼此相爱。教会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要注重大使命，需要更多不同方式的布道会，不同方式的怜悯事工。这样人们看到的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呈现，透过这些呈现使人看见真正的福音。这时候教会才能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下一代积累福音里的资源。简单来说，以前我们家小孩都很愿意做传道人，是因为我们家长辈有牺牲、有十字架、有真实的生命经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下一代都不想做传道人，我就知道我们这一代没有进监狱，实在是无法塑造他们的生命。

陈牧师：关于杨传道讲到的勇敢，朋霍费尔在《作门徒的代价》中说，很多牧者都在错误地应用“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既是很难正确地理解，也是很难正确地坚持顺服的道路。

最后他说到，道在哪里，门徒就在那里。结论是:作为门徒，跟随耶稣最明智的做法唯永远单纯地坚持上帝的道。这总不会错的。道在哪里，圣灵就会在那里工作。用这样的方式看待逼迫带来的复兴以及在逼迫中对道的持守是很重要的。道、基督、圣灵是一体的。神会借着道、复活的主、和我们同在的圣灵实际地引导我们，祂知道我们里面的胆怯以及有血气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