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宋尚节提出“大逼迫之后一定有大复兴”，逼迫一定会带来复兴吗?

方牧师：逼迫一定会带来复兴吗?这不是绝对的。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在庚子事件的大逼迫中，中国诞生了一批本土的传道人，带来了大复兴。但是近代历史上(包括我们自己教会也经历过)，逼迫之后教会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软弱。比如文革期间教会被迫关闭或者转移到地下，很多基督徒否定信仰，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了。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文革期间隐藏了很多神的仆人，神因着祂自己的美意，借着逼迫赶出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

这些是很复杂的。但总体而言我认为逼迫有几方面好处:第一，炼净教会。在和平的环境中，会有很多的稗子在教会中。包括早期教会历史上，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教会一度陷入世俗化，这也是修道运动起源的原因。第二，逼迫中许多弟兄姊妹被迫成圣。平日里读经、祷告、警醒的生活是不够的，在逼迫的环境中，他们愿意警醒，更主动参与教会生活。因此，我总体倾向是逼迫不一定会带来复兴，但一定会有益处。

杨传道：整体上来讲“逼迫一定带来复兴”句话是正面的。但不是说这个地方被逼迫一定会带来这个地方的复兴。从教会历史上也可以看到，虽然今天已经找不到土耳其的教会了，但整体上神国度是复兴的。

复兴的决定因素在于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这个子粒不一定是当时当地，也可能是他时他地。“逼迫一定带来复兴”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坚信的是整体国度的复兴而不是个别教会的复兴。

按照启示录对七个教会的嘱咐，灯台也是可能被挪移的。教会也许在红色逼迫、白色逼迫、世俗化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坚持真理就软弱了、跌倒了，但我们相信整体上神的国度还是会增长。英国衰落了，美洲兴起了;美洲衰落了，也许南美和亚洲兴起。我坚信逼迫会带来神国度整体性的复兴。

彭牧师：当说到“大逼迫带来大复兴”的时候需要进一步界定，否则就容易和世俗文化版本中“多难兴邦”混淆。因此我们要区分契机和原因这两个概念。契机是场合，例如顺境、逆境、逼迫，这些上帝提供的场合是契机。契机促使人去思考在当下的场合要怎样回应。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契机，但是契机本身无法带来改变。所以逼迫本身是不能带来复兴的。

因此我们还需要回到根源。当我们说，为福音受逼迫、为福音而站立的时候，福音是什么?福音如何喂养我们?福音如何给我们启发?在这些契机中教会在福音里的出路是什么?如何以福音为中心来回应?福音才是逼迫带来复兴的原因。逼迫是促使人回到主的面前、与主联合，是促使我们回到福音里思考、行动的契机。如果没有回到福音里，逼迫未必带来复兴，如同灾难不一定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