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凯勒与救赎主长老会：晨间敬拜 1989年9月-1990年8月

1989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我们“正式地”开始了有点礼拜意味的晨间敬拜聚会。基本上以历史和古典音乐为主，不过我们的晚间聚会还是继续使用现代基督教敬拜音乐。两个聚会都吸引了90人，另外有30人两次的聚会都会参加（这样，很快就有了150人参加我们的聚会）。到了秋天，第一次的转变发生了。上帝的大能开始彰显了。每次在聚会之后，教堂的楼上楼下都会挤满了成群的人，他们通常会再交谈上一个小时，话题也常常是深层次的个人问题和灵性问题。由于教堂仍然很小，我（和其他的领袖）几乎可以和每周新来的人见面认识。很明显，每周来参加的人有近20％是非基督徒。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协调小组，其功用就是一个非正式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小组的成员每周五的早上见面一起祷告。每周几乎每个成员都能说出一些关于他们带到救赎主教会或是在教会见到的非信徒的情况。到1990年1月，参加教会的平均人数超过了200人。到了春天，我们又在下午4：00开始了一个与晨间聚会类似的聚会。到了7月，参加教会的全部人数接近300人，而7月和8月间，人数实际上增长到近400。

我的事奉生涯中最模式化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周与参加聚会的人们会面。通常他们会在聚会结束后来找我说，“我希望和你谈谈。”我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专职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在最初的6个到9个月里，我几乎每周要见25-30个人（通常是在咖啡馆里），和他们谈论属灵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非信徒。他们带我进入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世界。一位有着常春藤联合会学校学历的女孩从事着薪水只有700美元的夜间电话服务工作。许多年轻男孩和一些女人告诉我他们同性恋的生活。我很快地了解到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的压力。我还与佛教徒、穆斯林教徒谈话。而这些最有意思的影响是在对我的讲道上。每周我都会有两打人对我的讲道给我直接的反馈（通常是无意地）。于是，我也很快的知道了我讲道的哪些部分是击中了要害，而哪些部分让人们觉得不明白，或是无法切入人们的生活。通过这些真实生活中评估的连番轰炸，我的讲道也不断地被调整。

第一次筹集的奉献已经用完了，而现在每周有3，000美元的奉献收入。这样的速度刚好能达到第一年的预算。我立即修改了第一年的预算――提高了它――然后开始寻找更多的同工。1989年12月，我们聘请了伊冯.杜德作我们的行政管理。1990年3月，我们又聘请了一位兼职的牧师助理斯科特.谢尔曼。当时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研究生，到纽约的交换学生。1990年8月，我们聘请了杰夫.怀特作为我们的全职传道牧师。而杰夫当时是费城第十长老会的助理牧师。

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对参加我们教会的人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发现在我们邮件列表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们可以步行到教堂，因为他们都住在三个上东方向邮编之一的地区之内。比起现在，教会那时的白人居多（占80％），单身的更多（占85％）。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许多福音派的老信徒远离了我们。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戈登.麦克唐纳去了三一浸信会，也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去那个城市。众天使圣公会的马丁.米斯在他的事工也是有相当超凡的魅力。这意味着我们的救赎主教会不是被从城市各处而来的福音派信徒和那些搬去市镇居住，与纽约的非信徒没有建立关系网的信徒所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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